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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统筹抓好六个方面重点工作******

　　作者：徐颖（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制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报告还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革命者的初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品格。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改革、发展、完善。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等多个方面，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迈上新的台阶，我们必须统筹抓好如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使命，都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前提条件，是办好中国一切事情的根本要求。从具体方面来讲，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必须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确保党的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确保党的自我革命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不偏，政治原则不改，政治道路不变，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进一步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为目标。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充分发挥党的决策协调作用，突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确保党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好各级党委（党组）、党员干部主体责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关键在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第四，落实好民主集中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综合执政能力；要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党自我革命的创造性；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断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确保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可持续净化。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一向十分重视理论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长久之策，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环境之复杂、任务之繁重、挑战之激烈、矛盾之突出前所未有，我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先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将我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二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明确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现实、重要性、紧迫性，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解决好“三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努力使自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三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学思用贯通，就是要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来思考问题，用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来指导实践。坚持知信行统一，首先必须知，知就是学习、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只有知才能信；通过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建的信任感，并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行。主要目标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而崇高的信仰，锤炼党性的摇篮，指导实践的总方针，推动各项工作的力量源泉。

　　四是强化理论武装，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断促进两者相结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党员干部必须懂得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历史中的重要性，同时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我们党一向重视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的火车头，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这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制定了标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任之一，需要我们党走泥泞、涉险滩，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正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向自我开刀，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所有这些，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和担当，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就难以实现。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首先要突出政治标准。这是我们党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合格，主要看政治上是否清醒，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等，这也是选拔干部的前提条件。突出政治标准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就是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来选拔任用人才，将好干部的标准用在实处落在实处。

　　其次，坚持选人用人的导向标准。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用人导向，要按照事业为上的标准选贤任能，要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任用干部，要按照高素质专业化的标准来要求干部，在把好政治关的前提下，把好廉洁关，业务关等。

　　再次，综合施策关心培养锻炼干部。既要加强对干部的严管，坚持全面管理常态化，全面监督常态化，又要增进对干部的厚爱，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要关心工作在条件艰苦地区的干部，激励广大干部积极担当作为；要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要重视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要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等；干部要注重实践锻炼，要在实践中磨炼意志，要在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增长综合本事和才干，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和能力。

　　最后，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标准体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干部要正确对待政绩，组织要客观评价政绩；要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要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要从根本上认识“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重要性，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的组织体系是根据党章的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和组织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保证。我党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第一，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使命。党章赋予各级党组织的职责使命具有法定的效力，各级党组织要将各领域群众组织好，要齐心协力、上下贯通、通力合作，不折不扣完成任务，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又是党组织直接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党中央的一切决策部署都必须通过基层来推进实现，所以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将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将党建活动建立在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三，不断加强完善党建工作。要全面加强机关党建工作，机关党建重在质量提升，事业单位重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公司治理与党建工作的结合，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企业等要加强党建工作，各种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也不能放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注重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工作，要加强和改进对党员教育管理。

　　第四，进一步落实党内民主制度。既要保障党员干部充分行使党内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作用，又要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党风就是指党的作风，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一贯表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必须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党的自我革命的行为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自我革命的成果必须得到群众广泛的赞同；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自我革命就是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过程；必须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自我革命要有谦虚谨慎的胸怀，要有艰苦奋斗的品格；必须有民主集中制的作风，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进行。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规范体系的必然要求。

　　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崇高品质、道德情操、精神风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建党、管党、治党重要法宝，必须大力弘扬。

　　要锲而不舍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八项规定是我党转变作风的总动员令，既抓思想引领又抓行为规范，既明确纪律规矩又严格执纪问责，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由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重点在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在持续纠治“四风”，坚决破除各种特权。

　　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要重点研究作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点“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始终将纪律挺在前面，对违反党纪党规的问题绝不姑息，一查到底，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从品行上涵养浩然正气，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向重视从严管党治党，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腐败行为开刀，从实施八项规定到扎紧制度的笼子，促进了党的建设从转变作风到党内监督的完善，从“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到查处各种大案要案，使中国共产党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一系列腐败问题，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坚强意志和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勇于攻坚克难，驰而不息反对腐败，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

　　一是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源于人类社会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就会生根开花结果，腐败就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反腐败斗争不会有一刻的停息，必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二是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腐败与我党的性质宗旨从根本上是严重对立的，对党的生命力具有严重的侵蚀性，对党的战斗力具有严重的腐蚀性，对党的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惩恶。一方面必须有力遏制增量，保持永远吹着冲锋号的态势，确保腐败行为只减不增；另一方面要有效清除存量，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加大反腐力度，确保彻查存量腐败只增不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领导干部作为代言人、代理人的腐败，各种政商勾结的腐败。

　　三是加强重要领域和重点对象反腐。腐败与权力关系密切，权力超过一定的范围就是腐败，权力缺乏监督就会导致腐败，现实生活中有些重要领域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导致腐败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深化整治权力集、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坚决查处各种利用影响力进行谋私贪腐的行为，行贿与受贿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必须一同查处，各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危害大、隐蔽性强，要重点惩治。

　　四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腐败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反对腐败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当务之急重在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目标是绝不让一个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党的二十大提倡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有利于为国际反腐败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我们要深刻理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与其他几个方面重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前提条件；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能确保自我革命的正确方向；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自我革命提供人才支撑；党组织为自我革命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以严的基调强调正风肃纪是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是必然追求，这七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支持，一体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迈上新台阶。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